上海话和普通话差异最大的句子 谁能告诉我上海话和普通话的区别`

从来源上讲上海话属于吴语，吴语有数千年历史，现代吴语比较接近中古汉语。普通话来源于满清官话，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所以上海话和普通话在词汇、语法、发音上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境内外各种关于汉语发展史的研究论著一致指出，汉语语音在宋元易代前后发生过一次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变化。北方原金朝统治区内的主流语言较之北宋时的官方语言产生了如下差异：全浊音声母依据声调（原声调）转化为阿尔泰语系中相对应的送气清音和不送气清音；与入声有紧密关联的复杂的辅音韵尾归并转化，成为简单的元音韵尾和鼻音韵尾，入声在北方从此消亡；大量平舌擦音和舌头音变为阿尔泰语系语言中特有的翘舌擦音；部分原来的入声非重读变调音转变为新的读法——轻声；儿化音发展成熟。这种新兴的语音结合从契丹、女真、蒙古语借用来的大量动词、形容词、代词和介词以及简化了的汉语语法，成为了一个新的语种——官话。

随着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官话方言漫过原先的宋金边界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扩展传播，进入湘语、吴语这两种南方汉语的使用地区，与它们交叉折衷，形成西南官话和江淮（下江）官话这两种分支，并凭借政治优势，深刻地影响了吴、湘、粤、赣、客、闽等南方汉语的语音、语汇和语法，在数百年间推动着江淮官话——吴语、西南官话——湘语之间的地理界线向对方地域分别移动了数百公里和一千多公里，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汉语语种地理的基本格局。

明代先后以朱元璋故里的江淮官话和北平地区的华北官话作为官方语言；清代女真族第二轮涌入中原，进一步胡化华北官话的语音，大量清洗官话中的古汉语词汇，致使言文脱离现象日趋严重，最终奠定今天北方汉语以及日后的普通话的基础。

南方汉语在此期间也遵循语言发展的自然规律小步变化，但基本上保持了历代南迁汉人带来的古汉语传统。南方汉语在历史上也受到了非汉族语言（古代当地其他汉藏语系语言和南亚语系语言）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犹如近代美国英语受印地安语影响那样，只是弱势语言对侵入的强势语言的反渗透，并没有改变其主体的纯粹性。吴语和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的旧湘语保留了十三世纪以前汉藏语系语言区别於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语言的重要标志:全浊音，即保留了辅音三分体系p-ph-b/t-th-d/tz-ts-dz/tc-ch-dzh/k-kh-g/?-小舌h-h和二分的s-z/sh-rh，避免了沦为世界语言大家庭中偏僻孤立的通古斯语语音体系的俘虏，从而成为可以轻松驾驭ph-b、p-ph、p-b等多种二分语音体系的穿梭工具，以上是江浙人和少数湖南人学习外语容易读准辅音的缘故。粤语保留了非常完整的辅音韵尾（入声赖之而存）；六种南方汉语都保留了古汉语的连续变调法则，多多少少地保留了古入声和古上声，这在日、朝、越等外语的汉语借词的读音中都找得到对应。事实证明“六语”地区的学生学习外语时对短元音和调核（重音）现象的掌握能力强於官话地区的学生，缘故在此。

南方汉语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和一部分古代语法，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追溯古典人文传统的重要资料。南方汉语内部的巨大差异，源於汉族南迁的批次差异以及受官话影响的程度差异。另外，清政府取得中国统治地位后，由于尊崇汉族文化的心理和对汉语规律的陌生，并没有贸然推翻古汉语作为统一书面语言的地位，言文不一致的格局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初。

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考虑中国进入世界文明的问题，于是认识到统一的官方用语的重要作用”（美国语言学家Jerry Norman语），众多汉语标准语的方案被提出并争议。早先较流行的调和折衷武汉、西安、北平、南京等地语音的“杂烩”方案最终音宣传力度不够、不为保守势力接纳而流产；后起的“懒惰”的方案以原满清帝国首都的北京话为基础、“去掉一些土话、并加进少许其他地方的用语”（出处同上），因简单通俗并且极大程度上迁就现状而被普遍接受。这种统一的“书面化口语”最终在官话占绝对优势的北洋政府时代的首都趁着五四反帝运动的社会激动情绪击溃了与南方汉语有着血脉联系的古代汉语，成为教育界“愤青”和左翼政治势力用以标志自身“革命性”的无形徽章。南方汉语也因“落后”、“不合潮流”而沦为弃儿，成为“革命”的对象。 ”

哪些地方的方言和普通话区别大

“汉语方言粗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来说明。官话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与镇江之间沿江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4省,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几个方言区。官话区域的面积占全国3/4，人口占全国2/3。官话方言内部的一致程度比较高。从哈尔滨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两地的人通话没有多大困难。非官话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吴方言（江苏南部，浙江大部）、赣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粤方言（广东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闽方言（福建，台湾，广东的潮州、汕头、海南地区）、客家方言（广东省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湾）。非官话区域比官话区域面积小，可是方言差别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话，甚至在同一个方言区内部（例如浙南吴方言与苏南吴方言之间、福州话和厦门话之间），交谈都有困难。”“方言有各自的分布通行地域，每个方言内部又可再分区划片，从而构成了汉语方言复杂，南北互不相通的语言状态。”

普通话西南官话发音与广东话 闽南话 上海话同属汉方言 怎么差异较大 发音不同

汉方言系列多，杂。

单是广东话和闽南离得很近，发音就完全不同。

而我们闽南语系，里面又有几十种发音，里面似通又不通。

同时闽南语的潮汕话和台语，我们潮汕人听得懂小部分台语，但是又发音很多不同。

别说是遍布各地的方言。

普通话 不是 上海话

因为首都在北方，不是南方。南北文化差异的缘故，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北方人喜欢看相声，南方人喜欢看滑稽戏。北方人喜欢的东西，南方人不一定受欢迎。北方捧出个小沈阳，南方捧出个周立波。各个地区的人看出来的眼光不一样的，这就叫地域特色，地方文化传统。

你去吴语吧问问，那里是江南同胞们正在讨论上海话俚语等传统文化，江南的兄弟们包括上海在内，传承的是吴越文化，上海话源于吴越文化，属于吴语区的。

这是吴语吧链接：

http://tieba.baidu.com/f?kw=%CE%E2%D3%EF&fr=ala0

方言的内容以及方言与普通话的区别是什么？

方言与普通话的区别：

1、方言是我国汉民族聚集区的某一区域的语音，是该区域内的本地人沿袭下来的，并长期共同使用的一种有独特发音特点且有别于其他区域发音特点的语音。其特点是：

（1）具有区域性；是某一区域内地当地人的通用语。

（2）具有区域独特性；方言的发音有区域特色，如江浙方言n-l 不分，一律发[ l ]；山西方言平翘不分，前后鼻音部分一律发后鼻音等。

（3）沿袭了古代汉语的发音特点；如入声字、广东粤语的[m]。

（4）具有排他性；不同方言区的人员在口语交流中会有听不懂或误解情况的发生。

2、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作品为语法规范汉民族的共同语言，同时又是全国各地区和各族人民的通用语。其特点是：

（1）具有法律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了普通话说国家语言。

（2）具有融合性；如方言词汇的融合性。

（3）具有传承性；普通话是传承了中国历代的民族共同语的文化遗产。

（4）具有通用性；是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人们沟通交流使用的语音。

上海话的特点！！！

　　上海话的历史只有七百多年，比苏州话和松江话的历史要短得多，但是上海话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言，这是由上海独特点地理环境和历史的独特机遇所决定的。原来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的滩头，所谓“上海滩”是对它的最合适当称呼，它是远离府治的乡村僻地，处于经济发达地域的边缘。历史上苏州府和嘉兴府是两个大府，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松江府却比较落后，而上海地区又是在近海滩，所以就整个松江地域的方言来说在太湖片里发展是很缓慢地，上海方言更为古老。它保留着许多松江方言留给它的很古老的语音和词语。然而，上海又面临东海，碰上了特殊的机遇，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以后，成为一个自由发展的租界，有相当长时间的市民自治，使上海迅速变成一个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庞大移民和高速经济的冲刷，使上海话一跃成为太湖片吴语区发展最快的语言。近一百五十年来，上海话和上海这个城市一样突飞猛进，上海话中的一些要素在短短的两三代人里就可以看到较重大的变化轨迹，这在国内的近代语言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点。

　　概括地说，上海话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 新旧交杂语言跨越度远

　　上海虽然只有七百年的历史，但是松江地区的人类活动却又六千多年的历史，上海的初民从松江移来，加上上海地区历史上语言发展缓慢，原江南地区语言中不少古老的语音、词语一直保留至今。比如上海话里“锯子”读如“盖子”、“五虚六肿”中的“虚”读如“嗨”，这都是中古早期江东方言在今江南的遗留。上海话里的“角落”就是“角”、，“鸡壳落”中的“壳落”就是“壳”，为什么会有两种说法呢？这是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的证明，即[kl]这个复辅音现还遗留于上海话里，有时读[klo?]，有时分成两个音节读作[ko?lo?]，有时单辅音化读为[ko?]。上古有[kl]这个复辅音还可在汉字的形声字里找到证据。如“格、胳”的声母现读[k]，“络、洛”的声母现读[l]。在老年人的老派语音中，“帮”、“端”的声母不是读[p]、[t]的，而是读一种伴有浓重鼻音的缩气浊音[’b]、[’d]，这种缩气音现在浙南庆元、仙居等山区才有，在壮侗语里还有这种音。壮族、侗族人都是古越人即古代百越民族的后裔，百越语音的缩气音作为一种语言底层还长久保留在上海话的主要声母中。这些例子说明上海语音里还保留着很古老的因素。近一点的例子，比如上海话里“龟、贵、鬼”白读都读[ʨy]，读如“举”，不读“桂”；“亏”[ʨhy]读如“区”，又读如“奎”；“柜（柜台）、跪”[ʥy]都读如“距”；“围（围巾）”[y]读如“雨”，“喂（喂饭）、圩[y]”读如“迂”，不读如“为”、“委”。在乡村有的地方，“归去”（回去）还读如“居去”，“鲑鱼”还读如“举五”，“钟馗”读如“钟具”，这最后几个读音在太湖片吴语区里是保留最老的发音了。但是，语音的快速合并，上海话又是跑在最前面的，如“碗”“暗”不分，“官”、“干”不分；“圆”、“雨”不分，“权”、“具”不分，“出书”与“拆尿”不分，“石头”与“舌头”不分，这些都是上海话里首先发生的，走在其他吴语方言的前头。上海话的入声韵是吴语中保留最全的。在乡下老年人中，“客[kh？？k]”、“掐[khæ?]”、“刻[kh∧k]”、“渴[khœ?]”、“磕[khe?]”、“壳[khɔk]”、“哭[khok]”都不同音，即有七个基本韵，发展到现在城区的青少年，合并到只余下二个了，“客＝掐＝刻＝渴＝磕[khɐ?]、壳＝哭[kho?]”。上海话的韵母从19世纪中叶开埠时的62个，归并到20世纪末新派只有32个，就在四代人中完成，这种语音上的跨度也是其他方言中没有发生过的。上海城里语音的内部差异很大，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说着不同发展层次口音颇不相同的上海话，彼此常常觉察到差异，但也没感到有什么交际障碍。偶然发生理解错误也是有的。如有一个老上海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批评公共汽车上青年售票员把“乌鲁木齐路”叫成“麦琪路”，因为“麦琪路”是原来殖民主义者取的旧路名。其实是他听错了，该售票员叫的是简称“木齐路”（双音节化倾向），那是新派语音[A]、[o]开始接近，[ʑ]向[ʥ]（“齐”的声母）合并对结果（齐＝琪）。又有一次有人在报上批评越剧青年名演员赵志刚在领奖时说“今天我捞到奖了”，言语不够文明。其实赵志刚是说“我拿到了奖”，“拿”字的读音在年轻人口中已从[nE]演变为[nɔ]，与“捞”字音[lɔ]相近。那位长者是听错了。现在[nɔ]倒是恢复了上海话的旧音，1862年麦高温记“拿”的音就是[nɔ]。老派、新派不管哪一派，在上海都没法成为权威左右别人的说话了。

　　二 南北融会语言宽容度高

　　上海成为商埠之后，全国各地的移民汇集上海，他们的语言势必对上海话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江浙人多，语言也和上海话相近，对上海话的影响最大。南北语言在上海交汇，在自由的交际中，不少词语在上海生根，融入上海话，使上海话里的同义词特别多。比如表示“合在一起”的副词有“一共、一总、总共、共总、统总、拢共、一共拢总、一齐、一齐辣海、一齐拢总、一齐拉起、一齐勒化、一塌括子、亨八冷打、国落三姆”等，其中“一共”、“总共”来自北方话共同语；“一齐、一齐辣海、一齐拉起、一齐勒化”则出自本土，现在在上海农村还在用，城里多已不说。“拢总、拢共”等多用于浙江籍人；“亨八冷打”来自闽粤语，“国落三姆”来自宁波腔的洋泾浜英语“all sum”，最初的读法是“和路三姆”；“一共拢总”曾在40－60年代的上海很常用，现在说“一共、共总、一共辣海、一塌括子”比较多。

　　常用词的多样化是上海话宽容度高的一种表现，它使生活在上海的外地人容易听懂近于家乡话的上海话。再举几个例子：在上海话里，“一定”有“一定、肯定、准定、一准、板、板定、定计、定规”等同义词；“大约”有“大约、大概、作兴、大约莫、大约莫作、大约光景、约莫光景”等；“忽然”有“忽然、突然、突然间、突然之间、忽声能、着生头、着末生头、着生头里、辣末生头”等。又如方位词“后头”有“后头、后底头、后底、后面、后面头、后头起、背后头、屁股头”；“外头”有“外势、外首、外头、外面、外面头、外底头”等。“慢慢地”有“慢慢叫、慢慢能、慢慢介、慢慢能介、慢慢能个”。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话渐渐放弃不少自己方言中较土气的常用词，一些吴语中的通用形式取胜，如放弃“户荡”、“场化”而通用“地方”。

　　上海方言词中可以包容不少别的方言的用词。比如山东人来上海卖“大饼”，上海话词汇中就加上一个叫“大饼”的词，而且“大”不读“度”音而读如近山东音的“da”。又如苏北人在上海卖“油馓子”，上海人就在自己的语言里加了个“馓”字，读如“散”，苏北人把上海人叫“绞捩棒”的食物称为“脆麻花”，上海人也叫它“脆麻花”，就连“麻花”读音也跟作“mahua”，不读“moho”；广东人卖“鱼生粥”、“云吞面”，“鱼生”一词上海人叫“生鱼”的，原不读正偏式的“鱼生”，“云吞”与“馄饨”本是各地读音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写法，上海人都把它们照搬来用；在上海的宁波人把“百叶”叫“千张”；把“干菜”叫“菜干”，上海人也拿来就用。上海话可以吸收其他方言的第一级的常用词使用或取代自己的常用词，如吸收宁波话的“阿拉”替代了老上海话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伲”，“高头”、“窗门”也大有取代“浪向”、“窗”之势，“老头”、“老太”的连读声调也用了宁波音。不是歧视或排斥、而是可以较随意地吸收来沪移民的生活用语，以至改造自己，这也充分说明上海人说话海纳百川的气魄。

　　三 领导标新语言自由度强

　　上海市民领导标新的市民意识，造就了充满活力的上海话。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些年代里，上海经济飞速发展，从国外来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当时简直是一个出新事物，上海人就造它一个新名词，如“马路、洋房、书局、报馆、影戏院、卡车、三轮车、足球、高尔夫球、俱乐部、博物馆、幼稚园、自来水、雪花膏、橡皮筋、拍纸薄”等等。随着书局报馆的兴起，很多音译或意译的外来词如“沙发、咖啡、啤酒、幽默、细胞”等也都通过在上海创办的书报杂志传播到全国各地进入共同语。民间用语也常常赶时髦，如上海最早通电车，有了“电车”一词，当时都是有轨道，紧接着上海人就把人脸部额上的皱纹叫“电车路”，又把步行称作“十一路电车”。上海自从有了交易所后，从“算盘”上引申扩用开来“开盘”和“收盘”两个词用于交易，定价格就成了定“盘子”、即有“明盘”、“暗盘”之别，于是欺生加码的客盘（对客边人即外地人）和“洋盘”（对外国人）应运而生。再发展，化了冤枉钱的外国人被称为“洋盘”，后来干脆把“外行不识货”、“上当不察觉”的“阿木灵”都叫成“洋盘”。这种灵活造词和用词的发散性思维，不能不说是在上海这个海派社会的氛围里造就的。

　　上海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面向海外，中西合璧，兼收并蓄。上海话对于外来词是积极引进的。在20世纪初曾领风气之先，引进了大量的日语词语，又造出了一大批音译词，以至有的类后缀也自外语中来，如“瘪三、红头阿三”的“三”，“小刁码子、三光码子”的“码子（moulds）”。又如称某人“老克拉”，“克拉”是“经典classics”中来的，称“办法、窍门”的“挖而势”是“ways”，还一度产生了闻名全球队“洋泾浜语”。现在在青年中说上海话时夹杂洋话词语的现象也时而可见。这种“拿来主义”的习惯使上海话总是走在新潮里，利于推动社会现代化。

　　上海市民使用语词还表现出其不同使用对象的层次性，在同义的词语或语句面前，各说各话而互不干涉，在老百姓中，说话是平等的，没有什么权威的用法，不讲究规范性。有说新的“飞机浪吊大闸蟹——悬空八只脚”，也有说旧的“四金刚腾云——悬空八只脚”。有说“酷”的，也有说“嗲”说“灵”的，传统和新潮并举，俚俗和正规同行。

　　中国南北方言在语法上也有许多分歧，这里用那里不用的，在上海话里却可以和平共处。如可以用点头或摇头代替答问道“是非问句”，在汉语里大致有四种形式：1，V吗；2，V不V；3，V不；4，可V（“V”为动词）。在许多比较单纯的方言中，往往只用其中一种来提问。如苏州话只用“可V”式，杭州话、绍兴话只用“V不V”式，宜兴话只用“V不”式，嘉兴话只用“V吗”式。但是，在上海方言中，这四种形式及其混合式都可以自由说。如“侬是学生伐？”“侬是勿是学生？”“侬阿是学生？”“侬是学生勿啦？”及“侬阿是学生伐？”“侬是学生阿是伐？”“侬是学生，是勿是？”甚至英语的反意问句的形式如“侬勿是学生，是伐？”上海人也用。所以到上海来的外地人，不论他是何地人，问的话是哪种形式，在上海都能交际，上海人都听得懂。于是，正像人们在上海搞经济活动很润滑那样，问话也很自由，上海话也在此种纷繁交际的环境下养成了宽大的自由度。

　　汉语中一种常用的带兼语形式的“V1+人+物+V2”句子，其语序原来在上海话里只有一至两种表达形式。后来，在各地移民方言的影响下，也变得很自由，只要在语义上不造成歧义，下面六种说法都可以：“买好小菜拨伊吃”、“买拨伊吃好小菜”、“买拨伊好小菜吃”、“买好小菜伊吃”、“好小菜买拨伊吃”、“好小菜买伊吃”。由此可见在上海话中语言的组装能力之强和上海话容纳各地说话习惯的灵活性。

　　四 统散并举语言变通度大

　　许多上海人现在都会操双语，如又会说上海话，又会所其原家乡话。像有些原籍苏北的上海人在自己的社区里说苏北话，而与别的人或在比较正式的交际场合说上海话。如今，多少上海人都会说普通话。这种根据说话的不同场合或不同对象，可以不断地转换双语或多语的现象，在上海社会交际中已司空见惯。这就为不同语言间的杂交和互相吸收长处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环境。上海的语言环境能分能合，人们在不同场合中组装着不同层面的上海话。跟祖父母说老派的，跟老朋友说俚俗的，跟年轻新朋友说新潮的，跟老师同事说“正宗规范”的，在会议上说书面化的，跟白领说带洋词语的，跟股民说带行情流行语的，在正式场合、媒体话筒前就说普通话。久住上海的不少上海人说带有许多上海话词语或语音特点的“上海普通话”，如“这部片子好看得来”、“我弄不来的”、“你去不啦”、“这里有个洞洞眼”、“他不大开心，我倒老笃定的”，连公共汽车的报站器中把“车儿拐弯了，请拉住扶手”说成“车辆要转弯，扶手请拉好”。还有什么“体育场调头”、“开门请当心”等都是普通话的上海变体，更别说“zh、ch、sh、r”和“z、c、s、l”不分了；不久前才来上海的外地人又说着刚学到不多的带上海词语的“普通上海话”，如“赶明儿咱们去南京路白相！”但大家都可以听懂可以交流。上海话就在此开放的环境中变革着，变得更有生气，在必要处更简化更公约数化，在一些特别场合又更有区别更细腻，有统一，有分散，形成了一种有丰富层次的社会方言。

参考资料：http://travel.eastday.com/newshtml/200604/200604281139607.html

地方方言和普通话语法上有什么不同？

地方方言因地域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因此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得出版一套《各地方言与普通话在语法上的差异》的专著才行，在这里用三言两语是不可能完全说清楚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仅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语法上的差异

1. 语序上的差异

粤语中的副词多用于动词后。如，“你走先。”

“先”是副词作状语，在普通话中应用于动词前。如，“你先走。”

2. 广州街头垃圾箱提醒：“倒垃圾请入内（编者语：垃圾与人一起入内）。"

普通话语序：“请将垃圾倒入垃圾箱。”

3.山西方言：“天热咧不？”

普通话：“天热不热？”

二、词汇使用上的差异

1. 普通话：昨天

山西太原方言：夜天、夜来

山西离石方言：夜里

山西大同方言：夜你个

山西朔州方言：夜来、夜儿

山西忻州方言：夜来

山西长治方言：夜来

山西晋城方言：夜来

山西临汾方言：夜儿个

山西运城方言：夜儿个，昨天

2. 普通话：可爱

山西方言：切塌

3. 普通话：太阳

山西太原方言：阳婆

山西离石方言：日光儿

山西大同方言：日头

山西朔州方言：日头、阳婆

山西忻州方言：阳婆、爷爷

山西长治方言：老爷儿、日头

山西晋城方言：日头

山西临汾方言：爷窝儿

山西运城方言：日头

4. 普通话：没有

粤语：冇

这方面的差别大多了，仅举几例，引以为正。

苏州话与上海话有什么区别?

苏州话和上海话都属于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 差别不大 互相可以通话

差别主要在声母上苏州话分尖团 新上海话不分

韵母新上海话很多都合并 而苏州话区分

音调苏州话比新上海话多 调值也不同

词汇上也有一些差别

可以这么理解 苏州话是经典北部吴语 上海话是吴语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