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海斯勒经典语录_彼得·海斯勒名言句子

如果某位女子跟已婚男人有了风流韵事，人们会说那个女子“偷人”，或者“偷汉子”。但没有“偷女人”这个说法。如果单身男子跟已婚女人有染，人们会说这个女子“水性杨花”。同样，这个词语不会用来指称男人。因此，就连语言都在捍卫男人，使他们的率性而为不受任何指责。中文在其他很多方面更是显示出性别歧视。你如果想把某个女人臭骂一顿，可以骂她是“臭三八”，因为三月八号是国际妇女节。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存在节省劳动力的诱因。每一年，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估计会增加一千万，年轻人离开农村的年龄呈现出越来越早的趋势。对于将要前往新兴城镇的学生们来说，正规的学校教育似乎毫无关联性，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体制除了死记硬背外，教给学生们的东西少之又少。这一切——众多的人口数量、社会机构的缺乏、教育体制改革的缓慢——共同麻木着人们的创造能力。

中国人对待自然环境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外国人注意到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而中国人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

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他们都变成了受着狭隘的目的和兴趣支配的一个群体，我看到的几乎是一幅炫耀男性气概的讽刺画。画中的人物一般热衷于佩戴手机或传呼机，努力挣钱来购买不断翻新的VCD影碟机和卡拉ok系统。他不停地抽着宏声香烟。他说话比较大声，很爱面子，喜欢摆出大款的派头儿。每到周末，他总会跟几个男性朋友一起来一场喝酒比赛，争先恐后地把一杯杯白酒吞到肚子里。如果想来点违禁的刺激，他还会到卡拉OK厅或者发廊里找个小姐玩玩儿。

在中国，迷失方向并非是件多么糟糕的事儿，因为其他人也不太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1996年夏天，我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队员来到中国，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无知。语言、习俗、历史——这一切都得学习，而这样的学习任务好像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比我领先了三千多年，所以我急切地想赶上他们。

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更多一些耐心；一般而言，他们只要看见说汉语的外国人，就会倾向于表现出一种夸张的尊敬。不过，对于敬重的真正含义，我倒是从没抱过幻想。在那层敬重的深处，是一种局促不安；从内心深处来说，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人在外来者面前的表现还是感到有一丝耻辱的。

涪陵没有自行车。在其他方面，则跟中国的小城镇十分相似——吵闹、慌忙、肮脏、拥挤；车辆蜿蜒而行，行人摩肩接踵；店铺内人头攒动、货物琳琅满目，大街上的宣传标语比比皆是；没有交通信号灯，司机们不断地鸣着喇叭；电视机的声音震天响，人们的砍价声此起彼伏；要道两旁的树木满目疮痍，积满煤尘的树叶一片灰白，同样的灰白覆盖着整座城市。 没有自行车，是因为涪陵满布石阶；满布石阶，是因为涪陵是一座依山傍水的江城.

我意识到，涪陵让我始终难忘的一点，就是它的不可预见—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在转瞬间发生改变，今天还是大雨滂沱，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可能又会是阳光明媚。

经济发展对农民真是残忍至极的事。你破坏他们的平静，勾起了内心的欲望，逼迫着人们背井离乡，却在给予这些可怜人少量的金钱的同时，剥夺走几乎全部的幸福感。

这才是我对这个制度越来越憎恶不已的地方。错误和谎言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原谅幽默感的彻底丧失。

中国人的道别从来没让人自在过—没有拥抱、寥寥数语、强忍眼泪。

“我明白了，作为一个有思想的 ，他的长处正是得益于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没有人教他怎么想问题，这样他就可以自由而清晰地思考了。”

没有什么改变。当你弄明白所有事情都还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时候，既会觉得心满意足，也会觉得灰心丧气。

这在中国的每一个自然景点已经成了俗套，自然界如果不跟人找到某种结合点就一无是处。一座山要么长得像什么，要么某人写过一首什么诗词，要么有过一个远古的传说，这一切都让岩石具有了生命。 如若一座建筑没有招牌或什么形象标志，那它的形式本身和在城里的位置就足以说明它的功能：王宫、监狱、铸币厂、学校、妓院。就连商贩在货摊上陈放的商品的价值也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作为符号代表其他什么东西：绣花的护额带代表典雅.

电视台经常会播放在万里长城上拍摄的一个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讲述的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歌曲的结尾部分描述了身穿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的中华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外面啊。

“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国人手里那么多年的话，”他说，“它不会像如今那样富。如果它是中国的话，它就会有大跃进，会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问题，而那些就会影响到它的发展。我们会像破坏其他东西一样把它也毁了。” 我从没在涪陵听到另外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哪怕一点点接近这个的意思也没有，我告诉他我的学生没一个会同意他。 “当然他们的观点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们知道什么？太年轻了！他们不了解..

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受屈辱煎熬的人数如此之巨，大家一致确信他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这无异于麦卡锡主义的攻击对象突然间崩溃，承认自己有错，又或者说像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自我憎恨，恨自己竟然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人们的内心好像往往缺乏一种指南，使之无法承受类似的事件。

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农民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为了发展经济，市镇政府只有通过买卖土地获得所需的资金（不能发行地方债券，有没有财产税，筹集资金的方式匮乏）——>低价从农民手中“抢”得农业用地，之后再将土地以拍卖的方式将使用权卖给出价最高的开发商，从而赚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房地产开发商则在其上建起新的楼房，并高价卖出赚得更多的利润。这一系列过程中，都有个人，领导从中赢利，小到乡村党委书记，大到市级领导。

外国人总是说，中国很难搞懂，这样的断言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很多情况下，人们的思想高度统一，可以预测。你只要按下这几个按钮——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十有八九都可以精准地预测会有怎样的反应，甚至可以精准地预测人们会使用哪些具体的词汇。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大家基本上属于同一种族、闭关锁国好几百年、目前的教育制度高度单一化和政治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现在我才明白，这种质朴一直恍如海市蜃楼。琳达进行期末考试的时候，她的父亲去世了，苏珊一直在跟恐惧作斗争，可她还是被逐出了校门。涪陵的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就连看起来应该开诚布公的教学工作实际上也充满了复杂和不确定。对于外界，尤其对于外国人，人们普遍贴上了一层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假面。如果你在那里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对诸事的运作规律已经略有了解的话，这一层假面会让你愈加难见真相。

过春节的时候，中国人似乎大多干着同样的事儿——整整两天，他们一直盯着电视看个没完。先前一年的教学中，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道寒假作业，写一写过年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因为我对于了解中国习俗一直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第二年的时候，我我不再布置同样的作业。这个节日的历史远远超过圣诞节，但它的庆祝方式已经被简化成了对着电视观看舞台表演，读着这样的作业，真是令我沮丧至极。

以我对中国人的了解来看，他们宗教观念淡薄，对于非汉人的观点嗤之以鼻。在我所认识的涪陵人身上，一大优点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极强的自豪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认同感。尽管经历了“CR”期间的自我毁灭，紧随其后又亟不可待地对外开放，何谓中国人的确切意识依然存在着。我相信，这会让他们顺利地熬过现代化进程。

这条江河一如往常。它跟这里的人不一样，在两年的时间里，这里的人在我的眼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现在即将各奔东西，踏上未知的前途，尽管他们已经凝固在我的脑海，被一连串的回忆定格——包抄手、上课、在码头面无表情地站立着。但外面的江水大不一样，我跟长江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简单：我有时顺水而下，有时候又会逆水而上。逆水较慢，顺水较快。一切的一切，莫过于此——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

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样的情形即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

日子总是有好有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我喜欢涪陵的原因：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性的地方，既闪耀着光彩，又点缀着瑕疵，而这样的城市注定总是有魅力的。

据我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在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

涪陵是一个腿的城市—棒棒军青筋、毕现的腿，老人们佝偻如弓的腿，年轻小姐们细如柳枝的腿。爬坡上坎，你得留神的是脚下的石阶；低下头，你就能看见走在前面的一双腿。

而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批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之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

我掌握了这条河的语言，就像熟悉字母表一样逐渐熟悉了岸边的每一处细节，有了真正的收获。但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所失去的，此生难以挽回。在这条壮丽的大河上，所有的雅致、美丽、诗意全都不复存在！

他们（棒棒军）是一群悄无声息的人—有时即使是最惨不忍睹的事故，也唤不起他们开口的欲望—他们也不出面干预。他们只是在看。

“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他们自己：所有的限制其实早就植入了他们的头脑。”

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成功是预料中的，失败则要收到批评，并且立刻加以纠正。要么正确，要么不对，没有中间状态。

人生不一定处处是美景，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永存下去。

我最为烦心的却是文学在西方的政治倾向：人们阅读文学的时候，把它当成了一种社会评论，而不是一种艺术形成；书本被强迫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理论的服务工具。

但是，这些朝代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迹。像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一样，这里的建筑的发展步伐掩埋了历史的遗迹。它们的目的仅仅是容纳人口，容纳天天在这里爬坡上坎、搏击车流、干活糊口、买进卖出的二十多万人。

中国人总是对其他地方的人抱着一种强烈的偏见。

寒冷就好似饥饿，让其他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

如果人们还显得有些消极，那是因为他们看惯了更不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