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经典语录_龙应台名言句子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走星移。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一头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创痛，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怎么收拾？

所谓了解，就是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

有一种寂寞，身边添一个可谈的人，一条知心的狗，或许就可以消减。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之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际无着落，人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

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

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

太疼的伤口，你不敢去触碰；太深的忧伤，你不敢去安慰；太残酷的残酷，有时候，你不敢去注视。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

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处世心理】人总要慢慢成熟，将这个浮华的世界看得更清楚，看穿伪装的真实，看清隐匿的虚假，很多原本相信的事便不再相信。但是，要相信，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

人总要慢慢成熟，将这个浮华的世界看得更清楚，看穿伪装的真实，看清隐匿的虚假，很多原本相信的事便不再相信。但是，要相信，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

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我们都知道了，母亲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递区号、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

我的人生里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揣测别人对我的看法与评价；该做的事太多了。

时光，是停留还是不停留？记忆，是长的还是短的？一条河里的水，是新的还是旧的？每一片繁花似锦，轮回过几次？

回忆真的是一道泄洪的闸门，一旦打开，奔腾的水势慢不下来。

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要真正的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去看父母的背影，而是承受他们追逐的目光，承受他们不舍的，不放心的，满眼的目送。最后才渐渐明白，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像父母一样，爱我如生命 。

贫穷的记忆，在事过境迁之后，像黑白片一样，可能产生一种烟尘朦胧的美感，转化为辛酸而甜美的回忆。

凡是出于爱的急切都是可以原谅的。

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你知道吗？象棋里头我觉得最“奥秘”的游戏规则，就是“卒”。卒子一过河，就没有回头的路。人生中一个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因此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一条路势必走向下一条路，回不了头。我发现，人生中所有的决定，其实都是过了河的“卒”。

思想需要经验的积累，灵感需要孤独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

母亲，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人给薪水而已。

不是渐行渐远，而是有一天终要重逢。

拜祭，终究也只是生者的一份安宁。

人生其实就像一条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伴而行，欢乐的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拥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可以愈走愈孤独。

人生就是如此，你以为已经从一个漩涡逃离，其实另外一个漩涡就在你的脚下。用力蹬一脚，就进去了。所以，不需要对生活太用力，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的地方。

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

"你不用道歉，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个阶段，早就过去了。父母亲，对于一个二十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的住惯了的旧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二十年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开始注视这没有声音的老屋，发现它..

如果科学家能把一滴眼泪里所有的成分都复制了，包括水和盐和气味、温度——他所复制的，请问，能不能被称作一滴“眼泪”呢？

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用一条路上的同代人。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       寻找有时、放手有时，保持有时、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穆有时、言语有时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难的是，你如何辨识寻找和放手的时刻，你如何懂得，什么是什么呢？

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也不必了。 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着彼此却互不认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

对于行路的我而言，曾经相信，曾经不相信，今日此刻也仍旧在寻找相信。但是面对时间，你会发现，相信或不相信都不算什么了。

冬夜的街，很黑，犬吠声自远处幽幽传来，听起来像低声呜咽，在解释一个说不清的痛处。

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试图掩盖粉饰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一只漏沙里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各人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才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越走越压抑。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孤独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越走越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你将来会碰到很多你不欣赏、不赞成的人，而且必须与他们共事。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署，这人可能是你的市长或国家领导。你必须每一次都作出决定：是与他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艰难的找出一条路来。你要自己找出来。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南美洲有一种树，雨树，树冠巨大圆满如罩钟，从树冠一端到另一端可以有三十米之遥。阴天或夜间，细叶合拢，雨，直直自叶隙落下，所以叶冠虽巨大且密，树底的小草，却茵茵然葱绿。兄弟，不是永不交叉的铁轨，倒像同一株雨树上的枝叶，虽然隔开三十米，但是同树同根，日开夜合，看同一场雨直直落地，与树雨共老，挺好的。

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

农村中长大的孩子，会接触更真实的社会，接触更丰富的生活，会感受到人间的各种悲欢离合。所以更能形成那种原始的，正面的价值观——”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

可是，在你没有亲身试过以前，你不能说“不可能”！在你没有努力奋斗过以前，你也不能谈“无力感”。

斜坡上的杂花野草，谁说不是一草一千秋，一花一世界呢？

不是渐行渐远，而是有一天终要重逢；你的名字，清楚地留在世纪的史记里。

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你一头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创痛，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怎么收拾？

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醒来，方知是梦，天色幽幽，怅然不已。

你能想象比‘被物质撑得过饱后的漠然’更贫乏的存在状态吗？

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

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

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如果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因为，经验过压迫的人更认识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难得。你没发现，经过纳粹历史的德国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点吗？

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我坐在风暴中心，四周却一片寂静，这是寂寞的感觉，像沙尘暴的漫天黑沙，以鬼魅的速度，细微地渗透地包围过来。

设想一个跑道上，有人正在跑五千米，有人在品百米冲刺，也有人在做清晨的散步。你要看你让自己站在那一条跑道上。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中年人的沧桑中，总有一种无言的伤痛。目送生命的逝去，目送生命的远行，却只能目送，无法挽留。

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给你意义；第二，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

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

你一定要“离开”才能开展你自己。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所有其他的人，会经历结婚、生育、工作、退休，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心中渐渐有一分明白，如月光泻地。

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性、爱、摇滚乐”是少年清狂时的自由概念，一种反叛的手势；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上荆棘。 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大树，有大树的长达；小草，有小草的长法。这世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小草。你不是孤独的。

你我还会这样相聚吗？我们会不会，像风中转蓬一样，各自滚向渺茫，相忘于人生的荒漠。

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作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至于人们的“期待”，那是一种你自己必须学会去“抵御”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是最容易把你绑死的圈套。

所谓家嘛，就是一个能让你懒惰、晕眩、疯狂放松的地方。——安德烈

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行走，身上没有一个包袱，手里没有一张地图。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他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

金门的美，怎么看都带着点无言的忧伤。一栋一栋颓倒的洋楼，屋顶垮了一半，残破的院落里柚子正满树摇香。如果你踩过破瓦进入客厅，就会看见断壁下压着水渍了的全家福照片，褪色了，苍白了，逝去了。一只野猫悄悄走过墙头，日影西斜。

于是可能在某个微雨的夜晚，一盏寒灯，二三饮者，在觥筹交错之后突然安静下来，怅然若失，只听窗外风穿夜林肃肃山川一时寂寥。

相机，原来不是那么重要，它不过是我心的批注，眼的旁白。

人在天地之间终究是无所凭依的孤独，你真能面对生老病死，就真的明白，在这世间，没有什么可以附着依托。

现在这个男人当然完全地属于你，做妻子的你；但是他的过去却属于我，做母亲的我。

曾经不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信了。曾经不信“色即是空”，现在信了。曾经不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信，但有些无法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如李叔同圆寂前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信与不信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怎么就知道，你活得比我长呢？时间才是最后的法官。

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睛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在平凡和现实里，也必有巨大的美的可能吧。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

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 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 辗过一次。我们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给轰倒。我们的朋友喝了伪酒而 失明。我们的兄弟，被车撞断了腿，每天拄着拐杖，一跛一跛上学校。而我 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 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地苟活，要糟到什么程度你才会大吃一惊？

大树有大树的长法；小草有小草的长法；这世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小草。你不是孤独的。

一半的人在赞美我的同时，总有另外一半的人在批判我。我有充分机会学习如何“宠辱不惊”。至于人们的“期待”，那是一种你自己必须学会去“抵御”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是最容易把你绑死的圈套。不知道就不要说话，傻就不装聪明。你现在明白为何我推掉几乎所有的演讲、座谈、上电视的邀请吧？我本来就没那么多知识和智能可以天天去讲。

这个世界，凡有爱的事情都好办一点，怕的是恨，不是爱。

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只尽了一半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我们总是在相信与不相信之间挣扎。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衣索匹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所有美好的都已美好的过去了，甚至夜夜来吊唁的蝶梦也冷了。是的，至少你还有虚无留存。你说，至少你已懂得什么是什么了。是的，没有一种笑是铁打的，甚至眼泪也不是。

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蝉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文明和野蛮的中隔线，薄弱，混沌，而且，一扯就会断。

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

每一个被我“看见”的瞬间刹那，都被我采下，而采下的每一个当时，我都感受到一种“美"的逼迫，因为每一个当时，都稍纵即逝，稍纵，即逝。

教育者所不自觉的矛盾是：他们在“智”育上希望学生像野兔一样往前冲刺（当然也有为人师者希望学生在智育上也如乌龟）；在所谓“德”育上，却拼命把学生往后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这两者其实不能并存。有高压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开放的“智”育，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一心一意要培养规矩顺从听话的“乖”学生，就不要梦想教出什么智慧如天马行空的优秀人才。“庸材”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育。

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人生就是如此，你以为已经从一个漩涡逃离，其实另外一个漩涡就在你的脚下。用力蹬一脚，就进去了。所以，不需要对生活太用力，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的地方。

龙应台：你可以选择做官，你也可以选择挣钱，但你不能选择通过做官来挣钱；你可以选择做圣人，也可以选择做俗人，但你不能选择让大家像圣人一样崇拜你，还要像俗人一样原谅你。只想要权力不想要约束是恶霸，只想要享受不想尽义务是流氓。”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 就有几流的社会 几流的环境
沉默不是美德 是耻辱

无法表达自己的人──不论是由于贫穷，或是由于不自由，或者单单因为自己心灵的封闭，而无法表达自己的人，我最同情。因为我觉得，人生最核心的“目的”──如果我们敢用这种字眼的话，其实就是自我的表达。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见红灯未灭就在乌烟瘴气中冲过街去的一张张杀气腾腾的脸,我觉得惊骇: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里，谁，教过我们怎么去面对痛苦、挫折、失败？它不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它不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教科书或课程里，它更不在我们的大众传播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只教我们如何去追求卓越，从砍樱桃的华盛顿、悬梁刺股的孙敬、苏秦到平地起楼的比尔·盖茨，都是成功的典范。即便是谈到失败，目的只是要你绝地反攻，再度追求出人头地，譬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洗雪耻辱，譬如哪个战败的国王看见蜘蛛如何结网，不屈不挠。

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

在他往后成长的岁月里，他会见到无数的人间恶事，没有必要让两岁就开始直到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人的快乐童年何其匆促，何其珍贵！

很长时间后的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相互争斗。

幸福就是，寻常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仍旧唠唠叨叨谈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

生命败坏的过程，其实就是走向失去。于是，所谓以智慧面对败坏，就是你面对老和死的态度了。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

他好像在听一个不可及的梦想，又仿佛在夜行暗路上突然听见熟悉的声音，轻轻呼唤自己的名字，带点不可思议的向往与情怯：是啊，太湖边，柳树下，线装书......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

真正能看懂这世界的，难道竟是那机器，不是你自己的眼睛、你自己的心？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最平凡、最普通的恐惧吧？我恐惧失去所爱。你们小的时候，放学时若不准时到家，我就幻想你们是否被人绑走或者被车子撞倒。你们长大了，我害怕你们得忧郁症或吸毒或者飞机掉下来。 我恐惧失去所能。能走路、能看花、能赏月、能饮酒、能作文、能会友、能思想、能感受、能记忆、能坚持、能分辨是非、能有所不为、能爱。每一样都是能力，每一种能力，都是可以瞬间失去的。 显然我恐惧失去。

世上六十亿人里，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可能居大多数。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么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那么“知”和“行”是不是两回事呢？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这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春节的爆竹在冷过头的冬天有一下没一下的，凉凉的，仿佛浸在水缸里的酸菜。

当他垂垂老时，他可以回乡了，山河依在，春天依旧，只是父母的坟，在太深的草里，老年僵硬的膝盖，无法跪拜。乡里，已无故人。

他正在和一伙人谈他身为奶爸的经验：他如何被一个从早到晚只会啼哭的小东西完全地控制，他的生活如何如何的狼狈……大伙正要到颓废的酒吧去，他站起来，说：【对不起，我要回去喂奶了。】那晚，他走得洋洋得意。他用受虐的、抱怨的方式来表达心中洋溢的幸福。

安德烈，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你应该跟这个你喜欢的女孩子坦白或者遮掩自己的感情？我大概不必告诉你，想必你亦不期待我告诉你。我愿意和你分享的是我自己的“心得报告”，那就是，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

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在一个西方的家庭里就比较简单。孩子的母亲有最大的权利，任何人都得尊重"生母"的权利。我的婆婆很清楚地认知：宝宝首先是我的儿子，其次才是她的孙子。对孩子的教养，她可以从旁帮忙，或是提供过来人的经验，甚至于表示不同的意见，但她最后一句话永远是："当然，决定还是在于你做妈妈的。"

这个社会不知为什么对过去充满怀念，对现在又充满幻灭，往未来看去似乎又无法找到什么新鲜的想象。我们的时代仿佛是个没有标记的时代，连叛逆的题目都找不到。因此我们退到小小的自我。

在人生的行旅踽踽前行，一路上和形形色色的人或者牵手终身，或者擦身而过，或者共行一段，或者惊鸿一瞥。大多数的人，像传真纸上的黑墨一样，当时鲜明，后来惘然，墨迹再浓也抵不过时间的消灭。有些人，即使是吉光片羽的交会，却纳入了记忆的盒子。盒子在岁月里尘封，但并不消失。它只是等待，等待你有一天不小心碰倒了盒子，里头的东西，所有你以为早已忘怀了的东西，撒了出来，清清楚楚在眼前，消失的竟然是时间。

我们要的是敢于面对现实、接受挑战，勇于负责的政府，但是要促成这样的政府，我们更需要有批判能力、有主动精神、有理性的人民。归根究底，实在是一句老生常谈：几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

文化，根本没有“固有”这回事。它绝不是一副死的挂在墙上已完成的画——油墨已干，不容任何增添涂抹。文化是一条活生生的、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里头主流、支流、逆流、漩涡，甚至于决堤的暴涨，彼此不断的激荡冲撞，不断形成新的河道景观。文化一“固有”，就死了

不要忘记这些过去的记忆，因为这些记忆，会跟着我们的人生，一生一世，只不过，它们不再像我们儿时那么的明显。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爱情能持久多半是因为两人有一种“互利”的基础。

寂寞的感觉，像沙尘暴的漫天黑尘，以鬼魅的速度，细微地渗透地包围过来。

奢侈，到底是一种被物质撑得过饱的漠视，还是把一切都看的都理所当然的无聊？

这家书店只卖两种书：社会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我的手指在寻找答案，谁能告诉我做[母亲]和做[个人]之间怎么平衡？我爱极了做母亲，只要把孩子的头放在我胸口，就能使我觉得幸福。可是我也是个需要极大的内在空间的个人，像一匹野狼，不能没有它空旷的野地和清冷的月光。女性主义者，如果你不曾体验过生养的喜悦和痛苦，你究竟能告诉我些什么呢？

现在绊倒了，你的修行开始。在你与世隔绝的修行室外，有很多人希望捎给你一句轻柔的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一个结实的拥抱，可是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

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

爱不等于喜欢，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德国像一个彻夜失眠，夜夜失眠的老人，在黑暗中睁大着眼睛无尽止的反省自己，审判自己，捶打自己，和醒着的灵魂做永无止尽的辩论。一个患失眠症的民族！

流行文化经过时间的筛子，泥沙被淘汰，金块被留下，留下的就被叫做经典或古典······

我是个浪迹天涯的人，但是深切地知道，即使穿着凉鞋的脚踏在土耳其的石板路上，别人问“客从哪里来”时，我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湖南，不是纽约，不是慕尼黑。家，可以暂时挥别，可以离弃，可以忘怀，但家，永远还是那么一个。四十年后的台湾，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这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种，只要他把这里当“家”，——心甘情愿的也罢，迫不得已也罢——只要他把这里当家，这个地方就会受到关爱、耕耘、培养。

九十三岁的眼睛和四岁，竟是同一双眼睛？灵魂里，还是那看《史记》的孩子，深情而忧郁的青年？

所谓政府，是为我这个小市民做事的；他凡做一件事，我要用监督的眼光衡量它的效率与成果，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得换人。事情做得好，不是我必须涕泪感激的“德政”，是他“分内”的责任。 “政府”，通常是个很吓人的名词。

幸福就是，平常没空见面的人，一接到你午夜仓皇的电话，什么都不问，人已经出现在你的门口，带来一个手电筒。

在你与世隔绝的修行室外，有很多人希望捎给你一句轻柔的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一个结实的拥抱。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可是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

早上，灿亮的阳光扑进来，他还睡着。我打开窗帘，看窗外那一片平凡而现实的风景。心想，在平凡和现实里，也必有巨大的美的可能吧。

大学，是一个人文精神的泉源。
所有的科学、技术、经济或商业管理的发明，都必须以“人”为它的根本关照。离开了人文，一个大学，不是大学，这是技术补习班而已。

人对自然、对生命过度地暴虐、亵渎之后，他究竟还有什么依靠呢？如果勇敢领袖们的心里深埋着仇恨和野心的地雷，敏感的阿拉伯芥又救得了几个我们疼爱的孩子呢？

日后的人生旅程，当然还是要漂萍离散──人生哪有恒长的厮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语，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满怀，我还奢求什么呢？

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

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我想有一个家，家前有土，土上可种植丝瓜，丝瓜可沿竿而爬，迎光开出巨朵黄花，花谢结果，累累棚上。我就坐在那黄泥土地上，看丝瓜身上一粒粒突起的青色疙瘩，慢看…

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一路上，两个人都很忙碌。是这样的，妈妈必须做导游，给安安介绍这个世界，安安是新来的。而妈妈漏掉的东西，安安得指出来，提醒他。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现在却信了呢？
相信与不相信之前，令人沉吟。

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著书立言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百年前的中国。

幸福，就是早上和你说再见的人下午平安地回来了。

人生无常，每一次相聚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啊！

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可以更寒冷。

有一天搭计程车，跳过马路上一个大坑，受惊之余，这个嚼槟榔的司机往窗外狠狠吐了一口痰，骂了一句：“操国民党！” 这个司机完全错了！他可以“操”养工出，可以“操”市政府，但路上一个坑，与国民党这个政党何干？他的咒骂完全不公平。可是，或许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他骂党，因为他不知道政府哪一个部门负责哪一桩事，路上有坑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找谁负责；换句话说，当他要争权利的时候（譬如行路无坑的权利），他并不知道有什么管道可循。

不必打开，我就知道，存折里头，谁装了一个看不见的沙漏。
因为无法打开，看不见沙漏里的沙究竟还有多少，也听不见那漏沙的速度有多快，但是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的是，那沙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

【做官的原则】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是“官不聊生”。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可能辜负的人越多。有权的人要慎重，要谦卑，要随时随地检查自己。文人可以快意恩仇，官员却必须忍辱负重。

人生中一个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因此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一条路势必走向下一条路，回不了头。

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华安爸爸说，很骄傲地，"别忘记，我是世界上第一个抱他的人。"能够这样见证宇宙的蕴吐，能够这样拥抱鲜活的生命，是多厚的恩泽啊！却有男人推拒这样的特权。

空荡荡的街，只有我，和那生了我的女人。

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少们，所开的车，没有"R"挡，更缺空挡。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集、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火，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越往南走，到意大利，文化越倾向于以族群家庭，人情为中心，讲关系，讲感情，越往北走，到北欧，文化越倾向于所谓公民社会，以社群，公益为中心，讲公平，讲纪律。南人认为北人没有感情而呆板，北人则认为南人没有效率而且腐败。

长长的路，慢慢地走~~

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都需要一个“假想敌”来激起自己内部的凝聚力。对欧盟而言，挟其经济军事优势而四出“侵略”张牙舞爪而又绝对“没有文化”的美国正是一个理想的“暴秦”，可以促进欧盟各国的团结。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孩子是两个人的，生孩子也是两个人的事情。当医生和护士在为众多的病人跑进跑出的时候，只有丈夫能够握着你的手，陪你度过每一场阵痛的凌虐。夫妻的同舟共济，没有更好的时候。两个人先共度苦痛，苦痛之后再共享欣喜。

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为凶手。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

现代日本的身强体壮、脑清目明，分析起来，乃是以古典大陆哲学、东方宗教文化强身，再以西洋文化固脑，将东洋跟西洋文化融合，提炼出的一种东瀛经验。只是，相较于日本人重视长时间积累，凸显本质性的文化模仿与创造，当代台湾社会所呈现的，往往是一种渴望立即见效的，建构式速成拼贴文化。追究起来，我们得勇于承认，混血与变异恐怕才是台湾文化的本质。

有一个年轻人，在长安的街头，夹在人潮里看热闹。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仕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人潮里另一个年轻人，他也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这是剥削阶级，有一天消灭它。”哪一个年轻人对呢？

这世间的风景于我的心如此“明白”，何尝在我“心外”？相机，原来不那么重要，它不过是我心的批注，眼的旁白。于是把相机放进走路的背包里，随时取出，作“看此花时”的心笔记。--你来看此花时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的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在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伦勃朗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年少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也是在记录时间吗？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将来。

我相信，如果你会看见敌人的伤口，你就不会拿起枪来对着他。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天微微亮，她轻轻走到我身边，没声没息地坐下来。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身子越来越瘦，脚步越来越轻，声音越来越弱，神情越来越退缩，也就是会所，人逐渐逐渐退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雨儿

活的文化，死的理解。希罗多德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大流士王召集了一批希腊人到宫廷上，问他们，什么代价可以使他们愿意去吃自己父亲的遗体；希腊人说，不可能，没有任何代价能让他们去做如此可怕的勾当。同时，殿前有一批印度人，这个部落的印度人是以吃父辈遗体为风俗的。大流士问他们，什么代价可以使他们愿意将父亲的遗体火化（希腊人火化遗体）。印度人大惊失色：不可能，不，没有任何代价能让他们去做如此可怕的勾当，想都别想。”

我看见一个文风郁郁的江南所培养的才子，我看见一个只有大动荡大乱世才孕育得出来的打不倒的斗士，我看见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典型-他的背脊直，他的眼光远，他的胸襟大，他的感情深重而执着，因为他相信，真的相信：士，不可以不弘毅。我看见的是一个高大光明的人格。-最后的下午茶

政客关心个人权利，哗众取宠。政治家关心国家整体前途，有拒绝媚俗的勇气。拉宾以生命来证明了这个分野。

有一个世界，我们肉身触不到，肉眼看不见的世界，可能存在，不能轻忽。三四个人，开始谈起自己亲身“碰触”的经验: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死亡至深处不无魂魄之漂泊

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将不同世界的人牵引在一起，是因为不管他们经过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在心的最深处，他们有一样的害怕与追求、相似的幻灭与梦想，午夜低回时有一样的叹息。
我们毕竟在同一条历史的长廊里，或前或后；鲜花释出清香，像丝带缭绕。

强权做不到的，是文化的力量，将无异议的碎片组成有意义的拼图。

我有一种乡下人特有的愚钝。成长在乡村海畔，不曾识都会繁华，十八岁才第一次看见同龄的女生用瓶瓶罐罐的化妆品，才发现并非所有的女生都和我一样，早上起来只知道清水洗素颜，在台南的凤凰树下闲散读书，亦不知何谓竞争和进取，毕业后到了台北，大吃一惊，原来台北人人都在考托福，申请留学。-什么

这个社会不知为什么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对现在又充满了幻灭，往前看去，似乎有没什么新鲜的想象。我们的时代仿佛是个没有标记的时代，连叛逆的题目都找不到。

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在台湾革新很难，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许多制度的僵化，另外还有保守的执政单位对社会自觉运动的疑惧，一个更大的阻碍，确实民众本身缺乏动力。

我坐在那儿发慌：回忆像甜苦的烈酒，使他两眼发光，满蓄的感情犹如雪山融化的大河涌动，我们该谈下去谈下去，彻夜谈下去不要停。-最后的下午茶

有时候，约个可爱的人，两个人一起走，但是两个人一起走时，一半的心在那人身上，只有一半的心，在看风景。

我的安德烈，你认为美丽的热带鱼游泳也要在乎方向吗？或者，你要挑衅地说，这是一个无谓的问题，因为热带鱼只为自己而活？

年轻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夜之间突然长大的那些事情，不管愿不愿意，在发生的那一刻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日后在我们以为早已摆脱或相忘的时候，它就在我们最漫不经心的一瞥中突然涌现，竟然已经成为我们看出去的眼瞳。

一个社会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分、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

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德国人的反省本身也是一个层次复杂的东西。当一个德国人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挞时，他可能是一个最具自我批判性、最清醒的《春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个戴着面具的文化沙文主义者；当他说德国人的罪行举世无双时，他没说出口的话是：德国人的文明高度是举世无双的。
他的反省看起来谦卑，其实是傲慢。

我可以不聪明，但我不可以虚伪

宇宙之内，最公道的有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良心。

寂寞可能是美学的必要。

中国人没有这个问题。8月份在北京农村，走过“大队”的高墙，我问那在村子里生长的妇女：“文革时候欺凌别人的坏蛋，今天都到哪里去了？”她笑笑，指指高墙。“在里头哩！”中国人喜欢讲宽恕，因为宽恕不但道德上好听，而且用起来方便。有了速食面似的宽恕，人就可以饱饱的上床，倒头就睡。我倒是再喝一杯咖啡，今晚就要失眠了。

独裁，专制，腐败，不是哪一个主义制度所独有，但是东欧革命狂潮就应该给所有的专制政权，不管它是否什么主义，一个冰冷的警告，暴力，不能持久。

“历史的冷酷无情”老人说，“没有人比巴勒斯坦人更清楚。我在城里活了一辈子，可是每次到约旦看亲戚回来，我还得办以色列签证才回得来----你听过什么人回家得办签证的吗？”是的，我听过，当年，持中国护照的台湾人要回台湾那个自己的假，是得向日本人办理签证的，这就叫占领。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跳船。

女人是个很可爱的动物：身体软软的，眼睛甜甜的，头发香香的;更令人怜惜的是她没有逻辑的大脑，一加一等于二点五，可是噘着嘴，顿着足那样说出来，哎呀，真是可爱极了、嗲极了。至于少数女性居然弄起电脑、工程、医学，做起博士，教授，主观来，还摆出一副自立自主、对社会大有贡献的架势，我只能说，她对不起中国的五千年文化传统，对不起爱护她的中国男人。

思想需要经验的积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

你可以选择做圣人也可以选择做俗人，但你不能选择让大家像圣人一样崇拜你，还要像俗人一样原谅你。

谁教过我们，在跌倒时，怎样的勇敢才真正有用？怎样的智慧才能度过?
跌倒，怎样可以变成行远的力量?
失败，为什么往往是人生的修行？
何以跌倒过的人，更深刻、更真诚？

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难道两个人一定比一个人不寂寞吗？

风在吹，云在走，人在思想，博弈在拉锯，前进和后退在迂回交错，价值在惊奇翻转。

读书用功，不是因为要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的说！

二十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就是被人口贩子拿去卖了沦为军妓，我都有办法再站起来，只要有意志力，人随时可以拯救自己。堕落是弱者的自愿选择。
......
三十岁，我觉得女人只要有觉悟，她可以改变社会，改变自己。
......
四十岁的我，发觉一旦加上孩子这一环，男女平等的问题就变得双倍的复杂。

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干净吧？

一次国际笔会，使我再度看见人为自己的理想所做的种种努力；支撑那个理想的原动力，我想，就是那在柳条间漂浮的鹅黄乳鸭所牵动的，人心中对生命的欢喜与敬重。然而在人笨拙的努力中，我更看见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与理想并存的，是人的自私、狭隘、弱肉强食……。诗人即使拎起了皮箱，他所唾弃的罪恶并不因而停止。

对民意的批判从哪里来？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批判当然得来自少数人。民主的基本原则固然是“服从多数”，可是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数”。在迷信民意、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的十年中，“服从多数”成为信条，“尊重少数”却被轻易遗忘。权威政府和暴力是明显而易见的，“多数”的暴力却往往隐于无形，因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许就属于那多数而不察觉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数如果践踏“尊重少数”的原则，它就是另一个形式的暴力集团，彻底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

中国妇女是两面性的。正面是一个独立的人，权利平等，经济自立，是新中国的主人；背后却扛着一个沉重的家，依然是传统的，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隶？女人把正面展示给社会，社会因此显得更加文明进步；她把背面留给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里。两面夹攻下，有新生的，有传统的，惟独仍然看不见女人自己--女性主体意识淹没在社会和家庭双重角色中。

车子骑到海滩，风轻轻地吹，像梦一样温柔，但是你看见，那是一片不能走上去的海滩。

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

人生中所有的决定，其实都是过了河的“卒”。

这些传教士早在义和团的骚动中预见自己的死亡，但是他们的信仰给予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然后他们原本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时代的大景中看来，却显得荒谬。传教士在追求个人信仰的实现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同时是帝国侵略主义的一只爪牙。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在历史的大漩涡里，却变成一个欺凌的、不公不义的集体。

火车滑开了，窗外的世界迅急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电影胶卷“快速倒带”，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他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

比做女人更重要的，是做一个纯粹而完整的人。

道德、宗教、乌托邦，种种高贵的理念，原来都是人类愿望的投射，但借助于投射作用，镜子里外的世界其实是相反的。

不可思议的是，那义和团拳民本身，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自觉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背上“扶清灭洋”的重任，视死如归。可是在历史的大漩涡里，他们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意想不到弥补不了的劫难。

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深刻的悲悯。

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

把小圈子弄好是不够的，你必须发挥力量促进大环境的改变。

华安坐在录音机前，正在专心致志地把录音磁带从匣中抽拉出来，已经拉出来的磁带乱糟糟缠成一团。若冰看着妈妈去抢救那些录音带，坐立不安地说："他不会静静地坐下来看书吗？"妈妈拿了支铅笔插进录音带，边卷边说："若冰，你看过小猴子静静地坐着看说吗？"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轻辞古之天子，难辞仿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经济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了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矫讠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宝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大哉斯讠！用现代的语言来说，监狱里的抢劫犯也许只盗了数得出的钱，高居要职的达官贵人所盗的可能是整个国家。谁是真正的大盗。得看用的是谁的标准。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子母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她的背影渐行渐远。

等待的滋味-多久不曾这样等待一个人了？能够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等待一辆来自机场的巴士，里头载着自己十七岁的孩子，挺幸福-十七岁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不过最重要的，美国那样的社会比较可以让我专心而孤独地生活。我只想看书、写作、思考，其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想过问，只作我自己。在苏联，这办不到。

脚踏车经过一片花开满地的平野，将车往草地上一倒，就坐下来，蒲公英年年都有，孩子那样幼小却只有一次。

总是有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字，走不完的路，看不完的风景，想不完的事情，问不完的问题，爱不完的虫鱼鸟兽花草树木。忙，忙死了。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爱情总是幻灭的多 但萤火虫再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

历史条件更少不了政治现实。德国人忏悔对象是犹太人--战后团结起来声大势大的犹太人。同样被屠杀几近灭种的吉卜赛人却鲜有人提及。谁都知道“六百万”这个数目，可是谁知道吉卜赛人被害的数目？吉卜赛人没有组织、没有势力、没有声音。反省，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可能更是种种政治势力较量的产物。

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它的内在世界和我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

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没有自我反省的节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带来全体的灾难。

亲爱的安德烈：
你在电话上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刚刚赛完足球才进门，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里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驾照，秋天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大学的入学数据……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你说，“M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虽说是兵荒马乱。他们有的是青春力气，火车再怎么高，它们爬得上去，人群在怎么挤。他们站的起来，就是只有一只脚站着踏板，一只手抓着铁杆，半个身子吊在火车外面像风筝就要断线，还能闻到那风里有香茅草的清酸甜美，还能看见土地大地绵延不尽。令人想迎风高唱“山河壮丽”-五百里

谢天谢地我负担得起保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用我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我喜爱孩子，所以不忍心将孩子托给他人照顾；我喜爱我的工作，所以我舍不得为了孩子完全放弃我的事业。我主张男女平等，所以不允许男人认为“男外女内”是天职；可是当我面对男人因工作压力而疲惫不堪的脸孔，我又不忍心在他肩上再堆上一份压力，即使那是本属于他的一切。

能说他在跟五万个人一起欣赏民歌吗？还是说，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手们，所开的车，没有R档，更缺空挡-山路

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场转达给民众。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使他分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言人为欺骗者。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

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赖。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讯息，因判断力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作假的空间，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实的，却绝对未必是对的，此其二。

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使音乐家无法谱曲，使画家无法作画，使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现代人怀疑一切，质疑一切，婚姻这个机构更不能免。在我看来，婚姻与个人的关系就如同国家机器与公民的关系。一个人需要安全，所以要婚姻，也要国家；但是人又渴望自由，虽是有逃避婚姻、反抗国家机器膨胀的欲望。婚姻和国家极其一样，两者都是必要之恶。

人生像条大河，可以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我细细在想，寂寞，是个什么状态；寂寞，该怎么分类？

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逞和胜利的。

作者用平凡的语言写出了人生的哲理耐人寻味

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所谓父母，就是对着你的背景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却又不敢声张得人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 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 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 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 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 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 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

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 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 够了，你很生气！

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庄严的变成嘲讽，琐碎的突然伟大，真诚可能叫做懦弱，虚伪可能叫做务实。

我真的觉得，历史从来没有终结这回事。它有体温，有呼吸，它微微的叹息和欲呼唤的眼神，只要你看，就在那里，如此的清晰啊。

你用你的背影告诉我不必追

君主专制的时代，一个人可以决定历史。那个人也许是英雄，也许是暴君。

一首歌，像一只河，也有它的流域。

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们的缘分就在今生今世不断目送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看着他们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并且他们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不必追！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

海水如万片碎金动荡闪烁

我想说的是，K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里，谁，教过我们怎么去面对痛苦、挫折、失败？它不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它不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教科书或教程里，它更不在我们的大众传播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只叫我们如何去追求卓越，从看樱桃的华盛顿，悬梁刺股的孙敬、苏秦到平地起楼的比尔 盖茨，都是成功的典范

保姆代劳，和我分担了对孩子的责任，而那精疲力竭的男人也得到一点休息；用这个方式暂时解决了我的难题，但是并没有为这个时代的新女性回答任何问题：有了孩子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在养育儿女和追求事业之间寻求平衡？国家必须介入到哪一个程度? (不要告诉我像中国大路那种“全托”制度有任何优点，我坚持我的偏见）。“男主外，女主内”，如果不是自由选择，就不公平，但是男女都主“外”的时候，“内”由谁来主？如何平等地主“内”？

如果在我们十二岁那年，有人跟我偶们这样上课，会怎么样？
当然，没有一个老师，会对十二岁的孩子们这样说话。因为，这，哪能做人生的“座右铭”呢？-1964

您对日本语言和文化的一往情深，因此使我不安，在司马辽太郎的访问中，您对四十年的国民党高压统治批评颇多（没有一件是不对的），可是，在谈“悲哀的台湾人”时，却队伍十年日本殖民统治不置一言。您说在1945年后国民党的统治下，人们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稳——那么1945年前呢？我也知道，在思想钳制上，当年的国民党要比日本殖民政府蛮横得多，可是您毕竟是在和一个日本人对话，与《朝日周刊》广大的日本读者在沟通，您不觉得您有义务提供一个平衡的历史观——在批判老国民党的同时，提醒前殖民者：日本人是“台湾人的悲哀”的一部分？

亲爱的，难道你觉得，两个人一定比一个人不寂寞吗？-寂寞

有时候，约个可爱的人，两个人一起走，但是两个人一起走时，一半的心在那人身上，只有一半的心，在看风景。
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你可以说：“孩子你慢慢来”，可是有时候，快快地“放手”或许也是必要的。

我们在地球这一端吃的食物、穿的衣服、 呼吸的空气、製造的垃圾、发展或收敛、 激进或保守、掠夺或放弃，每一个动作都 和 万 里 以 外 另 一 端 的 人 们 有 最 紧 密 的 关 连，彼此的作为互相影响，而且最终要共 同承担后果。有了这种超越国界的公民意识，人们对 于自己国内的事务就有不同于以往的评断 标准。所谓国际化国际观，所谓与国际接 轨，指的应该是这种「全球公民意识」的 建立：对于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有一定 的认识，对于全球化的运作和后果有能力 判断，对于人类社区的未来有所承担。 有足够的知识、能力、承担，去和全球社区对 话、合作、做出贡献，叫做国际化。

二十多岁的人，可以是惊世才华正初露头角，可以是碌碌凡人却胸有成竹，而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执意将他当作＂孩子＂，他，也就众望所归地变成一个＂孩子＂。

和许许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样，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专制政权被摧毁之后，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过是个谦卑的开始。当人民自己掌握了权利而他对权力的相对责任了解不够时，他对自由的威胁和专制政权一样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后的台湾显得混乱，我们的结论不该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们的民主体制不够成熟，不够健全。

可是您不是专栏作家也不是历史学者，您是以台湾人“总统”的身份与日本人说话，您您的考虑必须比我们要多一层：除了单纯的对历史回顾的诚实之外，李先生，您还担有前瞻性的政治责任。一个被殖民国的“总统”，在获得自由之后，对殖民国说：感谢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爱情是只有灵没有肉的，是澎湃汹涌一发不可收拾的；唯美浪漫、纯情而带着毁灭性的爱情，才是最高境界的爱情。

可是，我不能不意识到，我的任何话，一定都是废话。因为，清纯静美，白衣白裙别上一朵粉红的蝴蝶结——谁抵挡得住“美”的袭击？对美的迷恋可以打败任何智者自以为是的心得报告。我只能让你跌倒，看着你跌倒，只能希望你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希望阳光照过来，照亮你藏着忧伤的心，照亮你眼前看不见尽头的路。

你不用道歉，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个阶段，早就过去了。父母，于一个20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我猜想要等足足20年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开始注视这座没有声音的老屋，发现它已残败衰弱，逐渐地走向人生的''无’、宇宙的''灭’。那时候，你才会回过头来深深地注视。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我还是不认识我的读者。他们经过了什么又看见了什么？他们害怕着什么又追求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幻灭又有什么样的梦想？不曾和他们一起成长，我无从想象他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可是在那长长的队伍前端，我们曾经深深地对望；回想那对望的一刻，或许我们竟是熟识的写作者在孤独中写作，读书人在孤独中阅读，那孤独其实是种种情怀的交会。

回到所谓国际新闻作为一个观察点。许多西方的重要报纸都特别开闢「学生版」，引导十来岁的中学生关心公共事务。《纽约时报》的学生版比较浅显，德文《时代周报》的学生版比较深入。差别的原因可能是，美国自居全球强势，习惯自我中心思维，一般人对国际知识並没有迫切的渴求，而德国经过两次战争的惨重打击，对民族主义戒慎恐惧，整个教育内涵极端强调国际参与的角度。汉堡的《时代周报》三月十二日的「学生版」新闻导读的主题就是南亚海啸。

好像有一个黑色的玻璃 罩，牢牢地罩著政府，外面的人民踮起脚 尖拼命想看见里面，焦急而不安；里面的 官员就是不出来，安稳、傲慢、笃定。 于是我发现，自由与民主，差别就在这 里：没有民主的自由，或许美好，但是政 府赐予的，他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令人沉吟。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问题最后只有自己知道答案。或者没有。

你要永远认得那个时刻，当你的国家 变质、不值得爱、不能爱又无力对抗的时 候，马上就走。汤玛斯曼和爱因斯坦都认 得那个时刻。

在一个文化缺席的政府结构里，当然经济效益可以超过任何别的考虑，开发意识型态可以势如破竹地进行，都市建设可以由财团主导，城市品味由工程及经济官僚决定

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我总是在暮色深沉中奔向机场。

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

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

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僚深情，在人的一生之中也只有少年期有。

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
死亡至深处，不无魂魄之漂泊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戚戚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你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跨大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戚戚低头走起碎步来。

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寻常的人也依旧。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衣索匹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如果我不是决策官员而是个小市民，那么我会用尽力气发起公民反抗运动，串连所有的非政府组织──环保团体、消费者 团体、小学家长会、被虐妇女保护协会、劳工权益促进会、文史工作室、青年义工……，包括国际组织；我会结合所有大学的历史系、建筑系、城乡研究、都市 计画、景观系所以及教育学院将来要为人师者的学生和教授们，与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我会静坐、示威、游行。我会不间 断地投书给本地和国际的媒体，我会向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求援，向国会议员申诉；我会寻找律师探讨控告政府的可能。最后，告诉你我最后会做什么：我会用 选票把不懂得尊重文化、轻视自己历史的 政府选下去，换政府。但是香港的的政府是不能换的，因为没有普选。

威权政治因为太庞大，迫使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压迫，这些其他压迫，当威权不在时，倾巢而出，无孔不入，渗透进入品位低劣到近乎侮辱的电视节目，进入企业管理中对员工人权的践踏，进入民族主义者狂热的叫嚣，进入民主操作中多数的暴力，进入新闻媒体的作假和垄断……所谓压迫，哪里只有一种面孔呢？对于自由精神的压迫，威权时代和民主时代以不同形式发作，所以哪一个时代，可以不需要点火的人？

所谓脱离殖民，意味著被殖民者开始认真地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疼爱自己。每一次游行，每一次辩论，每一场抗争，都会使「我是什么人」的困惑变得清澈。每一栋老屋被保存，每一株老树被扶起，每一条老街被细心爱护──即使是贫民街，都会使人们惊喜：原来我的脚所踩的就是我的家、我的岛、我的国。要人民爱家爱国吗？不要花纳税人的钱去製作宣传吧！你不要拆掉他的老屋老街，不要剷除他的参天老树，不要拆散他的老街坊，不要卖掉他祖母的日记本，他就会自然地「心繫家国」，歌于斯，哭于斯。

我目睹的，反而是另外两种过程。 一方面，殖民者的思维模式和运作方式照样推著香港快快走，用原来的高效率，但完全不见「大脑」的更新。另一方面，新的「公民教育」悄悄发酵：「心繫家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调成甜甜的饮料，让香港人喝下一杯「爱家爱国」。幼稚园的孩子们学唱「起来，起来，起来。」公民教育被简化为爱国教育，爱国教育被简化为爱党的政治正确。

中国，不是不可以爱。殖民者曾经多么地防备你去爱它，连鸦片战争都一笔带过。但是中国值得香港人去瞭解、去爱的，是它的法官还是它的囚犯？是军队还是人民？是唐诗宋词还是党国机器？是它的大地还是它的官僚？香港如果要对中国做出真正重大的历史贡献，是去顺从它还是去督促它？公民教育该教孩子的，恐怕不是爱什么，而是怎么爱，如何选择所爱。

二十世纪的人犹豫、怀疑、思索，不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少，而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不是因为他西化太浅，而是因为他西化太深。

每一次国际会议就像一颗石头抛进池塘 里，涟漪一圈一圈扩散，整个池子受「波 及」，而所谓「国际观」，就是在这种不 断的涟漪「波及」中逐渐累积见识，逐渐 开阔眼界，使「池子」里的人，觉得自己 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

我们的上一代，受战乱和贫穷之苦，期望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了，但是受威权统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没有恐惧，没有控制的自由环境中成长。

她们都在爱恋自己的青春

“阳台外强烈的阳光射进来，使他的头发一圈亮，身影却是一片黑，像轮廓剪影。“

为什么和心爱的人谈话，这么不可能？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

智慧来自孤独。

幸福就是，虽然有人在城市的暗处饥饿，有人在房间里举起尖刀…但你仍然能看见，黑沉沉的海上满缀灯火的船在慢慢行驶，十五岁的少年正在长高，一只鹅在薄冰上滑倒…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我也觉得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平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或者说，二十年里，价值翻转到一个程度，所谓思考、判断，所谓勇气、良知，都不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

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你要带伞。烫的便当塞在书包里，书包拎在肩上，贴身还热。周末上街时，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机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尺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饭菜香一阵一阵。晚了，一顶大蚊帐，四张榻榻米，灯一黑，就是黑甜时间。兄弟姊妹的笑闹踢打和被褥的松软裹在帐内，帐外不时有大人的咳嗽声，走动声，窃窃私语声。朦胧的时候，窗外丝缎般的栀子花香，就幽幽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

这份绝望的无力感是谁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