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演讲：诚信是你唯一需要保全的财产

由《经济》杂志社主办的“2014（第十届）中国企业诚信与竞争力论坛峰会”于2014年9月26日-29日在北京召开。财经作家吴晓波发表了一篇题为“诚信，是你唯一需要保全的财产”的演讲。

以下是吴晓波演讲的内容：

诚信，是你唯一需要保全的财产

 

——吴晓波在2014（第十届）中国企业诚信与竞争力论坛峰会上的励志演讲稿

非常高兴在这么隆重的地方谈诚信问题。钱老师从国学的角度谈了对于诚信的看法，周老师会从哲学的层面谈诚信的问题。我长期从事企业研究、商业研究，我从商业的角度来谈谈诚信的看法。

在商业世界里面，所有的有形的商品，或者是任何的行为都跟两个东西有关，第一叫做交易，第二是成本，在商业世界里面任何的交易都需要有成本。接下来会出现一个问题，诚信在整个交易和成本中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们在商业活动中每个人都会碰到的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个很多年以前，20多年前曾经让我困扰过的事情，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次在浙江温州的村庄采访、调研。温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现象级的，很穷，有一个反差的特征，在诚信问题上，第一个是这个村里的人都非常的讲诚信，诚信到什么地步？90年、91年村里的张二向张三借两万元，不需要打借条，他一定会还你，十几年里温州人借钱不需要见证、抵押，一定会还，在很长时间里，在当年的温州，在泉州，还有潮汕地区人们都非常讲诚信。为什么去到那个村庄？因为那是最大二手机床的交易市场，90年代，国有企业的厂长、副厂长把机床卖了拉到这个村庄里，隔了三个月、半年，钱还没有打给我，就派一个销售科的科长跑到这个村庄来，说机床给你了，8万元，这个村里的人说买机床的张二死了。死了？给你看一张县里的报纸，就有张二死了。到村庄请你吃好的，最后给你2千元请你回去，成为了全中国最大的一个二手机床的销散地。全中国搞假冒伪劣，大规模的假冒伪劣，都是温州人搞的，他们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自豪，无所谓。我到一个村庄，中国最大的做皮带的，当年很有名的金利来，用硬纸板材料做假的，正常的皮带大概100元，他卖多少？10元。

看到这些行为，温州人是讲信用的还是不讲信用的？敢欺骗天下人，却不敢欺骗同村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想了很多年，这跟好人、坏人没有关系，这跟成本有关系，跟交易过程当中的成本有关系。张二向张三借钱为什么不敢不还？如果不还的话意味着今生今世借不到一分钱了，更可怕的是兄弟姐妹都借不到钱了，更可怕的是他的儿子也借不到钱了，在90年代初这个地方的民间交易、资金交易不需要用法律的签约来组织的话，那这个地方的宗族社会很强。温州这个地方，宗族社会色彩非常的强烈，地方方言很难懂，他们用语言，用非常难懂的语言建立了宗族群体，信用交易成本是零。温州人炒房很厉害，因为他们的融资成本非常低，中国长期以来资金被国家控制，国有企业不给私营企业贷款，私营企业只有从民间借，所以民间信贷最为繁荣的地方你不敢违约，不是人好人坏，因为违约成本太高了。为什么敢欺骗全天下人呢？他欺骗一个东北的第二机床厂的厂长，是没有成本的，就不打算再给你见面了，然后法律的成本是零，所以那个村庄是登讣告频率最高的。你想在一个非常贫穷的时代，人都是趋利的，这是当代中国对诚信的观点，在商业社会当中你的交易成本，和你的信用成本是有巨大的关联度。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带信用卡，吃完饭之后要付钱，拿菜单签字就可以了，不需要按密码的吗？美国不需要按密码，我就问美国的朋友，签了字，美国人讲如果你吴晓波敢在一个饭店里面吃10美金的餐，签了别的名字，你个人的征信系统里面就有污点，你贷款就很困难，银行信用记录就差，你买房、买车、就业都很麻烦，整个信用记录都很麻烦。到今天为止中国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信用记录。不是美国人他的道德水平比我们高，而是他的违反信用的成本比我们高很多。这是我在商业层面上对信用的理解。

在企业家层面，现在仍然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们回到温州的嚣张的全国最大的二手机床市场来看，那个地方一定没有成为非常发达的商业城市，所有赚的钱都为炒股团，炒房团所用。

我20多年来一直做的工作就是看企业，2005年的时候我写了第二本书，到天津采访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是2004年中国企业界里面最大的失败者，那个人倒得最惨烈，中国排在第一位的房地产销售老板，2004年营业额超过100亿人民币，他在某一个时间点超过万科，叫做孙宏斌，这个人是清华大学土木系研究生毕业，开始到联想工作，然后跟柳传志闹翻了。后来搞房地产，中国有一个招投标挂制度，这种土地招拍挂以后，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跑到石家庄去，跑到苏州，跑到南京、郑州等很多地方，把土地拿下来，然后6个月建下房子，然后卖出去，把资金杠杆拉得很高，三年之内成为最大的房地产公司。04年国家整顿房地产过热现象，一限贷，整个资金链断裂了，他就把公司卖给香港公司，成为04年最大的失败者。我去采访他，找到了天津市的副市长，房管所的人，采访了天津日报的主任，采访了副总，最终我说要采访孙宏斌，孙宏斌同意了。我记得当年办公是在天津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楼里面，出来的是他的大学同学，他说不想见你，你问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你。我说这个人在这一轮宏观调控当中被击倒了，但是没有出局，为什么我写了这样的话？我在天津做所有的调研，我发现一个事实，虽然他这个企业不见了，卖给香港人了，但是我采访天津市官员的时候，官员说这样人不错；我采访银行的时候，他说不错；我采访媒体的时候，他说不错；我采访部下的时候，说离开的时候给了很高的薪酬。他是这一轮的失败者，但是他在天津地区，从政府到媒体，到他的部下，他的信用仍然是保全在那里，当他失去所有的时候，他唯一留下的是信用。我把他写在《大败局》里面，但是我认为他会回来。我写了19个企业，今天只有两个人回来，他们是史玉柱和孙宏斌，孙宏斌重新组建了一家公司，09年就一个很大的房地产浪潮，他抓住了一个机会，创建了融创，收购了绿地。

另外史玉柱，98年倒下来的，倒下来的时候有一堆人在他门口要钱，他后来做保健品，起来的第一件事在全国的媒体上登广告，说我当年在珠海欠下钱的人，我现在有钱了，我把钱还给你们，他们倒下来了，可以回来，因为他们的信用还在。

还有一个施正龙，他是研究太阳能的面板，2010年回到无锡，带了很多的技术回来，无锡给他土地，给他钱，所有的给他配套，他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迅速崛起，他曾经当过中国的首富。施正龙成为无锡招商引资的骄傲，他变成无锡的名片，几年时间里从科学家变成中国首富。到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太阳能面板这个行业出现了崩溃式的下滑，这个时候无锡市跟施正龙商量，要救这个企业，结果后来两三年之内施正龙另外做了个公司，把优良资产剥离掉，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我不管了。现在无锡不愿意谈施正龙，他现在的资产11亿美金，这个人很年轻，50来岁，他在国土上，在华人世界里做不了一笔生意了，为什么？他的信用破产了。

在商业世界里面，信用不是一个很虚妄的概念，它很直接，跟交易有关，然后跟成本有关。我们说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我们要重新建立信用体系，我们当然可以通过思想的方式来不断的启发大家，让大家变成善人，变成有良好的信用意识的人，但是我最关键的一点，我们怎么能够提高一个人违法的成本？怎么提高一个人违背信用的成本，让愿意保持信用的人在商业社会当中得到他应有的回报？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在商业的世界里我们对信用的理解，你是需要建设一个建立在契约精神之上的法治社会，当这样的社会成立的时候，中国的信用观念才会真正的恢复过来，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